我的大学之悔

2001年我踏入大学校门,赶上本科扩招。结果呢?等我2008年研究生毕业时,一些同学开始待业,而女同学则赶紧嫁人,从此相夫教子,也算一条出路。 回望我的大学生涯,才发现很多时候我都有机会改变。如果当时选择正确,足够果敢,断不是现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这成了我永远的悔。 我的第一个悔是不该留在家乡上大学。在全家的想象中,去北京上海这些看上去很贵的城市读书,几乎是倾家荡产之举,最终我留在本地。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硕大的皮箱,足够带着去火星旅行。我就拖着这个箱子,去距离市区50公里的大学新校区报到。 我和在大城市上大学的同学通电话,才了解到我们的学费一点不比北京、上海的学校便宜,且勤工俭学的机会少之又少。新校区距离市区也远,要做家教,连车钱都赚不出来,大家只能把旺盛的精力耗费在电脑游戏上。在大城市上大学的同学不但能挣出生活费,而且长了见识,以后就业时,自然比我们这些井底之蛙强很多。 今年,表弟要参加高考,我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去大城市上好学校,千万别愁学费,越好的学校奖学金和助学金越多,反倒是越差的学校,越在乎你是否拖欠学费。” 我的第二个悔是不该中途换专业。我上外语系,学的是一个冷门的语种,只因我一向喜爱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后来打听了一下,我们专业绝大部分全是给调剂过来的,而他们本来想学英语、经济,再不济也是法律。上课之余,大家每天讨论的主题就是自己的专业是否有用。外部的歧视更加严重,有位经管学院的女辅导员直接对我们班长说:“你们这个专业,以后找对象都难。” 纠结到大三时,我放弃了学得不错的外语,转入本校文科院系最热门的新闻专业。转眼大四,才知道因为热门,所以人多;因为人多,所以更不好找工作,结果逼得我考研,而当年和我一起学小语种的同学全部就业了。当我还在校园游荡之时,他们已经来往于东欧、中亚。当年学习最差的那位,聊天时开口石油,闭口矿产,时不时去国外做项目,让我羡慕得很。你永远不知道四年之后市场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牺牲爱好,委屈自己,可能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与其这样,不如学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至少没辜负自己。 我的第三个悔是不该读研,尤其不该读本校本专业的研究生。本校的老师只知道把本科的东西再讲一遍,如果考到外校,我至少能听听新鲜的东西。 研究生平时课程很少,大家闲得发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供实习,除非去北、上、广这些媒体发达的城市。学业上的要求是发表一些不咸不淡的论文,其实只要交足版面费,发表文章非常容易。香港一位同学,研究生学制只有一年,课程排得满满的,为的是不耽误学生的时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三年? 应该说,理工科专业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念硕士、博士天经地义,而一些应用类学科,如新闻传播类,本身就应该多去媒体实践,拓宽视野,而不是对着几本老掉牙的教科书空想。好吧,我以三年的时光证明,我的读研之路是失败的。 七年大学生活,挂科、逃课与我无缘,我也从不沉迷于电脑游戏,即便如此,我的结局和那些逃课、挂科、玩游戏的同学相差无几。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从未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大学岁月中,选择有时比努力更重要。

写完《百年孤独》的那一天

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顿时引起轰动。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中,作者马尔克斯将拉丁美洲的百年动荡浓缩于虚构的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中,文中处处可见暗含深意的神话故事、宗教典故和民间传说。1982年,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百年孤独》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但是,直到近30年后的今天,这本巨著的中文版权问题才尘埃落定,终于得以正式出版。 马尔克斯立志要做小说家。宅院里的鬼怪、外祖母讲的虚幻故事、外祖父讲的真实故事、与外祖父一同的散步和旅行、镇上奇怪的人物及幽灵、《一千零一夜》……所有那些虚幻或有趣的故事都成了他写作的材料——从《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恶时辰》,人们总能在人物和场景中找到作家的零星记忆。 1965年,马尔克斯开始撰写《百年孤独》。他的两个儿子——当时7岁的罗德里戈和4岁的贡萨洛后来回忆说,父亲总是待在客厅尽头的小屋里,午饭后小憩片刻,在居民区溜达一会儿,就又关到那里头,晚上朋友来了才出屋。与孩子的印象相反,马尔克斯在闭门著书的14个月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为通权达变、交际最广,同时又是最幸福的人。他不但天天见到布恩迪亚家族的成员和马孔多镇的许多人,而且词句与情节水柱般地从他的想象之泉中喷薄而出,以致他感觉自己正在发明文学。 然而,在马尔克斯思如泉涌的时候,他的妻子梅赛德斯却开始为生活犯难。在动笔之前,马尔克斯交给妻子5000美元,告诉她这部小说要写6个月,这些钱就在这段时间里供她开销家用。不料,6个月过去后,小说刚完成了一半。无计可施的梅赛德斯只能去找丈夫。于是,马尔克斯开上那辆用《恶时辰》的奖金买的白色奥培尔汽车去了当铺,拿着抵押汽车的钱步行回了家——实际上,这些钱也只够三四个月的花销。梅赛德斯知道,即使出于天经地义的理由,也不能再打扰丈夫,提醒他履行对家庭的责任了。所以每当家里没钱时,她就拿着东西去当铺,从首饰、电视机和收音机,直到仅剩下的“最后三块阵地”:她做头发用的吹风机、给孩子做饭用的搅拌器和丈夫在清冷的早晨和夜晚写作时用的电暖气,因为墨西哥城“是一台装着冷却器的电冰箱”。 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中,梅赛德斯再也没有去打扰丈夫,更没有让丈夫写作用的新闻纸有丝毫短缺。 可以说,假若没有这最后几个月的贫困,作家的疯狂写作也许还要再多持续段日子——当梅赛德斯拖欠了几乎6个月的房租和肉钱,家当又差不多都进了当铺之后,马尔克斯不得不割舍了布恩迪亚家族两代人,放弃了另外一个人物,省略了一些情节,留下了几个零散的头绪。 1966年的一天,马尔克斯觉得马孔多镇与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自然地走到了尽头,这天便是写作的最后一天。可是,收尾的过程似乎有些过分仓促,上午11点左右就已经完稿了。马尔克斯急切地想要告诉梅赛德斯这件事,但妻子并不在家,他打电话问遍了所有的好朋友也没找到。一时间,马尔克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打发剩余的时间,只得“努力编些故事加上去,以便能够熬到下午3点钟”。 一年后,马尔克斯说,写完《百年孤独》的当天,他的心里空荡荡的,“仿佛我的朋友都死了”。

“棚户区高考状元”的奋斗之路

与这座繁华的现代都市相比,尹作伟的家仿佛是在另外的一个“世界”。 从长春市岭东路走进和顺七条,是长春市区已经少见的“棚户区”。这里只剩下四十多户人家,房屋低矮、阴暗,墙皮已经脱落。从这里走出来的这个19岁的男孩,今年高考得了619分的高分,他就是尹作伟。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母亲瘫痪,大小便都需要父亲来帮助,除了低保之外,全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这样的情况下,尹作伟该怎么读完大学的四年? 赶到尹家时,一家三口正在吃午饭。简陋的小炕桌上,摆放着一盘豆腐、一盘炒茄丝、一碗大酱和一些小白菜。桌上一条肉丝都没见到,但全家人吃得很香。 屋子只有21平方米。尹作伟和父母一家三口就睡在火炕上——这铺小炕也只能睡下3个人。正值炎热的夏季,可炕也是热的——为了省些电费,家里冬夏都用地炉做饭,烧的柴火都是尹作伟的爸爸尹序乐到附近工地捡来的。剩下的地方,尹作伟的书桌占去了一大块。家具很古老,现在的二手货市场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古董”了。 尹作伟的妈妈丁春艳“坐”在炕上。她在3岁时就患上了周身性软骨麻痹,后来病情加重,身上所有的骨头都是软的,手、脚和腿全都不听使唤。她右手能拿勺,只能坐着或躺着,连大小便都要丈夫来帮忙。虽然有残疾,但丁春艳很健谈。“我这样什么都干不了,连累丈夫要照顾我,也不能出去工作。这么多年,要不是有政府的低保,我们全家的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 靠低保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要供尹作伟上学,日子就更难了。虽然学校免去了大部分费用,但是还是要花一些钱。丁春艳说,最难的时候,家里买不起菜,尹序乐就到菜市场,捡些小贩们剩下的菜叶回家吃。 小作伟5岁之前,家里一直有姥姥帮忙。爸爸就可以出去找点零活儿,日子还好过一些。 自打小作伟上学之后,他就明白,他的生活跟许多孩子不一样。因此,小小的他就懂了很多事。每天,他一放学,不用大人督促,放下书包就开始写作业。小作伟从小就爱看书,可家里没有钱买。他就总是跑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里,从里面淘书看。后来人家看他这么爱看,就让他拿回家看。 尹作伟不仅学习好,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各种奖状、证书得了一大摞,至今都被父母像宝贝一样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初中念的是长春市第五十三中学,高中读的是长春市第八中学,离家都不近。高中时,尹作伟每天早早就起来,提前一个小时就从家里出发。为了省下一块钱的车费,他每天都是走着去学校。路上要走四十多分钟,小作伟常常利用这段时间背些英语单词。 高中这三年来,前后院的邻居们有一件事很不解:他们晚上十一二点钟睡觉时,发现尹家的灯在亮着。可是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尹家的灯还亮着。“难道你们晚上睡觉还开着灯?”有的邻居问。其实,开着灯的时候,都是小作伟在学习。高三到了学习该冲刺的时候,小作伟每天放学回到家都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但他还会坚持学到后半夜一两点钟才肯睡。爸爸妈妈看得心疼,也陪着他不睡。第二天清早,他总是三四点钟就起来,接着学一会儿再去上学。只有中午能在学校补上一小时左右的午觉。 从初中到高中,他的学习成绩始终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虽然考了619的高分,但他还说“没发挥好”,因为数学一科失了分。按他平时的成绩,能再比这高出三四十分。 尹作伟大大的眼睛,长得很敦实,不怎么爱说话。可是骨子里透着一种坚毅和执著。 他的小小年纪里,就留下了许多难以忘记的痛苦回忆。他说,听大人讲,当年,母亲生他的时候,医生说很危险。大人和孩子只能保一个,但母亲坚持要把他生下来。母亲做剖腹产时,是用担架抬到手术台上的。 小学五年级时,一次母亲子宫出血。母亲怕花钱,说啥也不上医院,垫着卫生纸在家里硬是挺了一天,止血药换了一种又一种。最后危及了生命,才被送到医院,切除了子宫。 “爸爸妈妈活得太不容易了,我不能让他们再过这样的日子了。”尹作伟说,就靠着这样的信念,再苦再累,他都挺过来了。 他说他要感谢父母对他的影响。他说:“贫困的家庭出身,让我明白,我必须要自己努力,才能赢得自己的美好将来。” 尹作伟说,这二十多年来,父亲始终不厌其烦地默默伺候着母亲,不离不弃。这让他看到了父亲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勇气。 十几年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尹作伟都克服了,但是上大学的学费,真把全家难住了。 尹作伟知道家里的情况,高考刚一结束,他就和同学满街去找工作。在重庆路一家商场找了份卖衣服的工作。干了半个月后,开始报考了,商场就不用他了。 半个月挣了三四百块钱,他全都交给了家里。 这两天,他正琢磨再去找份工作。“离大学开学还有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会利用这段时间多挣一些钱。”尹作伟说。 父母也开始为这事愁起来。但全家人知道,不管怎么难,大学一定要上。前几天,尹作伟的爸爸给他们所在的鑫旺社区写了一封求助信,希望社区能帮他们想想办法。 尹作伟说,他的理想不是有多少钱,也不是当多大官,就是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活父母,不让父母到老了还为生计操心。 “我都想好了,等将来挣钱了,一定先给妈妈买一个电动的轮椅,妈妈只要按上面的电钮就能操作,那样爸爸也会省些力气。”尹作伟说。

奶奶的吊筐

在我的印象里,奶奶没有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没进过学堂,所以她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她娘家姓冯,据她回忆,家里人和街坊邻居都喊她四丫。嫁给爷爷后,姓氏随夫,她便成了赵冯氏,去世后,灵牌上也是这么写。 奶奶甚至没有兄弟姐妹。她到我们家那一年,十三岁的她骑上一头小毛驴,由一个叔伯哥哥牵着,颠簸了一天,到我们赵家当童养媳。第二天清晨她醒来时,叔伯哥哥已杳如黄鹤,据说走时驮走了两斗高粱。两年后,她便成了我爷爷的媳妇。此后七十余年,她再没有回过娘家,娘家也没有来人看过她。 准确地说,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老家房梁上挂着的那只吊筐是独属于奶奶的。昔日的乡下人家,几乎都有那么一只吊筐,用细细的荆条编成,悬挂在从房梁上垂下来的一个挂钩上。吊筐的用途与功能类似于我们眼下的冰箱,既防腐,也防鼠。家里有点什么特别的嚼货(食品),为防馋嘴的孩子偷吃,便都放在那里。吊筐悬于通风处,里面的东西可多放一两日,耗子也难以得手。小时候,寒暑假我常回老家,爸妈让我带去的糕点和面包,奶奶都放进筐里。我在外面疯野,饿了,满头大汗地跑回家,奶奶便搬只木凳踩上去,摘下吊筐,或抓一把花生,或递给我一只煮熟的鸡蛋。少年时代的我认为,奶奶的吊筐就是聚宝筐啦。 前几年,叔叔将老房扒了,盖起了水泥框架的宽敞明亮的平房。搬进新居那天,奶奶抱着她的吊筐,四下张望。叔叔问她:“妈,找什么呢?”奶奶说:“找个地方把筐吊上。”叔叔苦笑,说:“屋顶连根房梁都没有,吊哪儿呀?你老要是想放什么舍不得吃的嚼货,家里不是买了冰箱嘛。”奶奶固执地说:“我不管你什么冰箱不冰箱,你把这筐子给我吊上。” 叔叔没法,只好在屋顶钉进两枚水泥钉,再悬根绳子下来,算是又给奶奶的吊筐找了个安身之处。过年时,我回老家拜年,见新居里当头吊个旧筐,怪怪的,很不协调。便悄悄问婶婶:“奶奶的筐里还有什么宝贝呀?”婶婶讪笑着说:“谁知道?吊筐在她头顶上悬着,谁想半夜拿下来看看都难,老太太在这事上犟着呢,随她吧。” 去年秋天,奶奶以八十八岁的高龄驾鹤西去。临终前,奶奶用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力气对我说:“去,把筐拿下来。”我摘筐在手,奶奶指着一个裹扎得紧紧的小布包,示意我打开。原来布包里只裹着两个鸽蛋大的板栗,已经干瘪。奶奶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这两个干瘪的栗子干什么呀?在众人的环视下,奶奶将栗子一手握了一个,安然一笑,喘息着念叨说:“当年……我从娘家出来,娘翻出家里的最后一捧栗子,是八个……塞进我怀里。路上,我饿,吃了六个,这两个我留了下来……” 奶奶手握着两个存放了七十多年的板栗走了,从此阴阳两隔。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几乎从没听她念叨过母亲,可谁知,在她的心灵深处,却一直将母亲与她的生命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唉,奶奶的吊筐啊……

在钞票上行走

爱钞票,爱旅游,更爱在钞票上行走。 在西藏旅游时,我特别想拍一张布达拉宫的全景照片。可无论怎么选取角度都觉得不满意。掏钱买水时,我忽然发现掏出的那张50元纸币背面竟然就是布达拉宫的全景图案,似乎是从布达拉宫右侧的某个制高点选取的角度。我决定按“钞”索骥去找最佳拍摄点。往布达拉宫右侧走了20分钟,就确定了大概的距离,边上恰好是水厂大院,里面有一栋楼房,爬到楼顶上,展现在眼前的布达拉宫就跟钞票背面的图案毫无二致。这个意外的收获成了我进藏旅游最得意的一件事情。那么多人去西藏,50元的钞票人人都有,布达拉宫也人人都看,可是能亲眼欣赏到与钞票上的布达拉宫图案一模一样画面的人有几个? 从那以后,我就对这种在钞票上行走的新玩法有了兴趣。去井冈山旅游时,我不辞辛苦地爬到了罗霄山脉中部——因为据我所知,第四版百元大钞背面的图案就出自此处。雄壮的山峦中挺立着巍巍青松,站在这里拍出来的照片比钞票上的图案更加气势恢宏。 也有不那么一样的,去杭州时,我特意租船去看三潭印月,钱包里的1元纸币背面是这样的风景:三座小石塔呈三角形遥相呼应,脚下是西湖背后是苏堤。可是船家划着船围着三座小石塔转了一整圈也没有拍到一张跟钞票上一样的画面,只能拍到两座小石塔——我可以肯定,这张1元钞票上的第三座小石塔一定是人为添加上去的。 慢慢地,我知道了原来钞票还有另一种称呼——“国家名片”。因为各国的钞票上面的图案要么是该国最著名的风景地,要么是历史文化和政治纪念的代表,全都是这个国家最值得去的地方。 在去埃及时,我的第一站不是金字塔也不是尼罗河,而是苏丹•哈桑清真寺。它位于开罗穆罕默德•阿里大街尽头,被誉为中东最美的清真寺。 最吸引我的是寺内的两座呼唤塔,尤其是南面的塔有85米高,是开罗之最。没有电梯,塔高相当于30层大楼,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沿着螺旋式楼梯爬到楼顶,很累,但很值得,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俯瞰包括金字塔在内的开罗全景。之所以去苏丹•哈桑清真寺,原因很简单——在面值50埃镑的纸币背面,就是这里的风景。 游完苏丹•哈桑清真寺第二天,我又去了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这是面值100埃镑上的风景,它有巨大的半拱形顶和两座铅笔型84米高的尖塔。 在去俄罗斯时,除了游览了1000卢布钞票上的克里姆林宫外,我还专程去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索洛维茨基岛。因为500卢布面值的钞票上,展现的四个景点都位于此——正面的彼得一世纪念碑、海运站、帆船和背面的索洛维茨基修道院。 我给自己做了一本独一无二的相册,每一页都有三样东西:一张钞票,一张景物照片和一张有我加入的照片。 迄今为止,我还去了100美元上的费城独立纪念堂、50美元上的国会大厦、20元人民币上的桂林山水、10元人民币的巫峡峡口、上一版50元人民币上的壶口瀑布……我的钞票相册已经填到了17页。我的目标是,将这本100页码的相册填满,用不同的钞票和照片! 钞票,谁都爱,可除了用来花,它还能用来当导游。

靠阅读智脑强国的两个国家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的人最爱读书,一个是以色列,另一个是匈牙利。 以色列人均每年读书64本,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犹太人人均每年读书达68本之多。犹太人有个习俗,当孩子出生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上一点蜂蜜,让小孩去舔《圣经》上的蜂蜜,通过这一舔,让孩子对书产生美好的第一印象:书是甜的。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家里突然起火,你首先会抢救什么?”当孩子回答是钱或钻石时,母亲会严肃地告诉他:“这些都不重要,你首先应该抢救的是书!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因而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即使在乞讨,他们的身边总会带着每天必读的书,更别说衣食无忧的人了。在以色列,书刊价格非常昂贵,每本书的售价在20美元以上,每份报纸也在6美元以上,但普通以色列人对购买图书和订阅报刊都十分慷慨。这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持有借书证的就有100多万人,是全世界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国家。 “安息日”是以色列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日,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就连航空公司的班机都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悄悄地读书。 另一个国家匈牙利,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足中国的百分之一,但却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座图书馆,而我国平均45.9万人才拥有一座图书馆。匈牙利平均每人每年购书20本,而我国上世纪90年代统计,平均每人每年购书只有5本,现在还在下降。 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以色列环境恶劣,国土大部分是沙漠,像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的粮食不够吃,还要以石油换食品,而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而且生产的粮食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国家。他们凭着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惊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而匈牙利,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位,若按人口比例计算,匈牙利是当之无愧的“诺奖大国”。他们的发明也非常多,既有火柴、圆珠笔这样的小物件,也有电话交换器、变压器、汽化器、电视显像管这样的尖端产品。据说,上世纪80年代是匈牙利人发明的黄金时代,平均每年的发明专利都在400件以上。一个小国,因爱读书而获得智慧和力量,靠着智慧和力量,将自己变成了让人不得不服的“大国”。 一个学者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所谓“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读书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还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有人感叹道:“当今社会识字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却少了。”很多人把宝贵的时间耗在推杯换盏、打牌搓麻、欢歌劲舞等娱乐应酬中,却不愿花时间认认真真地读几本好书。要知道: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不可怜,我很滋润

史勇是前八一青年男篮的中锋,他一手精准的投篮令无数球迷啧啧称奇。如果没有1999年夏天的那次意外,他的职业生涯一定辉煌无限。当时,他在训练中扭伤了脚,由于队医在治疗时的大意,导致感染造成脚踝关节骨质增生,肿大变形,别说发力了,就连跑跳都受到很大影响,这意味着他将从此告别心爱的篮球场。 为保障史勇今后的生活,领导安排他去了当时的廊坊导弹学院学习导弹专业。他心里清楚,自己13岁小学毕业就去了八一青年队,让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去学导弹,明显就是混个大学文凭。与其这样,还不如好歹学点谋生技能。好不容易混到了毕业,他又面临着3个抉择:一.留校工作;二.转业去地方做公务员;三.拿一笔不到10万元的复员费自谋生路。 只有留校是最稳妥的选择,而史勇偏偏选择了第三条路,他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对于他的选择,很多朋友不理解:“你是为国家打球才落下了残疾,国家就该养着你。如果自谋生路落个人钱两空,那你可真就惨了。”史勇说:“在我的人生字典里,从来就没有惨字,要是过被人养着的生活,那才叫惨呢。” 他开始四处考察,最后看准了做麻辣烫。2010年6月,史勇租了一个5平方米的房间,买了一台冰箱、一个炉子、一张操作台和几张折叠小桌,麻辣烫小店正式开张。因为店面太小,他就没有起名字,干脆在窗上贴了“麻辣烫”三个大字。每到傍晚,外面那块地就属于他了。从下午到深夜,2.16米的他一直矗在小店,弓着腰从冰箱取出串串,又弓着腰搁进烫锅里,再弓着腰送到摆在露天的小桌上。史勇说:“虽然不易,夏天每月能挣三四千,冬季也挣个一两千,不多但过得去,心里很舒服!” 前段时间物价上涨,史勇不得已贴了一张“撑不住了!6角/串”的条子告知顾客。虽然只涨了一毛钱,在他眼里可是大事,必须向顾客说清原因。他的真诚热情,赢得了顾客的信赖,吃麻辣烫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有些顾客开玩笑说:“你这么高,不去打篮球,咋就甘心卖麻辣烫?”他也和顾客打哈哈:“我这个大个子就适合卖麻辣烫,也许这就是老天的安排。” 面对生活,史勇从不抱怨,也从不怨恨任何人,包括把他治废的那个队医,到现在他都没说过那个队医是谁。他说:“有些事,抱怨没用,重要的是把当下活好。这人啊,还是没心没肺一点,活得才轻松。” 现在,史勇每天出两次摊,卖完麻辣烫后,叫上好朋友喝两杯。曾有多家媒体想采访他都被拒绝:“我不想被写成一个可怜人,虽然我住的房子是租来的,车子是自行车,可我活得很知足很滋润,而且是很有尊严地活着。还是那句话,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惨字。” 只要从容淡定地面对生活,就能时时刻刻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就能满怀信心地迎接每天的新太阳。

我的老师奥巴马=美国梦

1992年,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27岁的我在芝加哥四处寻觅着一份实习工作,可我时运不佳、屡屡碰壁,因而我的一位教授建议我去向他雇用的一位年轻讲师——巴拉克•奥巴马取经。虽然之前没有修过奥巴马的课,但我对他早有所闻:年轻俊朗的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屈指可数的非洲裔黑人讲师之一;数月前他首执教鞭便在学校里引起相当大的轰动。 当我敲开他办公室门,忐忑地进行自我介绍时,他热情地紧握我的手,奥巴马的友善立即让我的局促一扫而空,感觉很是自在。他提议我们何不一边吃午饭一边商议实习事宜。他如此爽快地抽出时间帮我出谋划策,我真是感到喜出望外,但很快我就了解到他是诚心诚意地以助人为乐。 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作自己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在他两年前被委任法学期刊《哈佛法律评论》首位黑人社长后不久,便有书商邀请他写作自传。在他向我提及自传之前我就已经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读过他自传的部分内容,还记得在报上读过后我曾暗自发奋:“如果奥巴马能成功圆梦,我也能做到。”受会面那天他给我建议的激励,此后我在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成功谋得一个实习职位。 1994年3月,我修了一门奥巴马主持的研讨课:法律条款中种族歧视之现状。这门课上共有15名学生。一天酷热难耐,他请全班同学坐到树荫下上课。正是这样随和的授课方式使得他成为全校最受欢迎讲师。有些人质疑奥巴马过于圆滑,不愿对问题明确表态,但我熟识的奥巴马并不是这种人。他一直鼓励学生勇于挑战以坚守自己的信念。 2004年,在他决定竞选国会议员后,我前去观看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并当场深深折服于他谈吐间的自信与魅力。从这时起,他在政坛开始扶摇直上。这一年,他当选上国会议员,到了2007年,他更一跃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我们各自为事业奔忙——他三年前从大学辞职,而我已是芝加哥市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股东,可想而知,这一时期我们的联系不再如以往频繁。但总统竞选当晚,我和妻子米歇尔领着孩子们去格兰特公园等候竞选结果公布。看到他激昂地发表当选演说,自豪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奥巴马并未就此忘记老朋友——我和米歇尔好几次荣幸地接到他的国宴邀请,而且每次席中他都会抽空过来与我们聊,关心关心我孩子们的近况。 去年三月份游览华盛顿之际,依行程安排,我们全家去白宫拜访一位在那里任职的朋友。临告别之际,朋友离开了一小会儿,回来后,她伸手指引我们随她走。 我们不明就里地跟着她走,不知不觉间竟来到了总统办公室。“嗨!伙计们,”奥巴马热乎地向我们问候,“近来如何呀?”见到曾教授我法学课程的老师此时正以主人翁姿态立在象征全世界最高权势的办公室中,我有一种恍如梦中的不真实感。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老师奥巴马所象征的梦幻般的美国梦。

最酷的左手

2011年6月,F1梅赛德斯GP车队老板布朗,收到了一封很有意思的来信。信纸是红色,淡淡的紫丁香味道,还被精心地折成了汽车模样。布朗不禁笑了,写信的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熟悉自己的嗜好:红色、紫丁香还有汽车。 但是字写得真是糟糕,歪歪扭扭的,字也大得可怕。“亲爱的布朗先生您好!您在看这封信时一定紧蹙着眉头嘟囔:‘字写得这么糟糕,干吗不直接发邮件给我?’可是,我觉得用手写更有诚意。嗯,说到‘手’,我得先沉思一会儿……” “这还真有点难以启齿。是的,我有一只与众不同的左手。可是它并不真实存在,而是一直存在我的心里……但是,当F1工程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布朗先生,您掌管着世界上最酷的车队,但您知道最酷的我的‘左手’在哪里吗?它在触摸仿生公司,名叫‘iLimbPulse’……”原来,如此大费周章的来信,是想让布朗先生帮他花35000英镑,从触摸仿生公司,为他购买一只顶级义肢。 来信者名叫马修•詹姆斯,14岁,住在伯克郡的沃金厄姆镇。他说自己的左手与众不同、存在于心里,是因为他出生时就没有左手。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自卑,相反却很狡黠的少年,在信中还说,如果F1车队能满足他的愿望,他可以允许在自己那只仿生左手上,刻上F1奔驰车队的标志,天天高举左手,为车队做广告。 开口就要人家豪掷35000英镑,马修的口气其实也不小。但当布朗在一次聚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后,在场的人竟然都觉得,如果现实如他所说,他们就应该帮帮这个小车迷。 布朗带着马修和他的信,找到了“触摸仿生公司”的老板。马修不失时机,举起他光秃的左手臂对老板说:“我的手臂强劲有力,一定不会给您的iLIMB脉搏仿生手丢脸的。”公司当即决定为他量身订制这种顶级仿生手,而且仅收取1万英镑的材料费。F1车队的队员,和通过F1车队官方微博得知马修故事的人,很快为他凑齐了1万英镑。 量身订制需要一段时间,但确定会在两个月后装上世界上顶级仿生手的马修,却从此开始了他不一样的人生。将刀叉、画笔捆在左手臂上去吃饭、写字,用笨拙的义肢左手去拍父亲的肩膀,在弯腰去捡球时,他甚至执拗地先伸出左手臂后,才用右手去辅助…… 2011年8月12日,触摸仿生公司为马修装上了高级仿生左手。一般患者在安装仿生手后,大概需要训练半年时间,才能做一些基本动作,但是在之前两个月精心训练的马修,却很快就适应这个高科技产品带来的幸福:轻松地抓起一只苹果,用它握笔写出来的字也很漂亮。它甚至还能和右手一起握住沉重的单反相机然后灵活地调焦。而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戴上仿生手的马修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当有人好奇地盯着他那机械手一般的左手时,他会展开手指,掌心向着对方笑着问:“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酷的左手吗?” 为什么不呢?就像他当初跟布朗写信,执拗地把笔绑在残缺的左手臂上,即使写的时候疼痛难忍,写出的字也歪歪扭扭,马修依然告诉自己,从此以后,得让我的右手休息一阵了。14年来一直勤劳工作的右手,没有义务,永远一只手干两只手的活儿。所以现在,他要给他这只最酷的左手,以无上的责任和荣光!

进了牛津才知道

谁都知道牛津大学多么伟大:诞生了26个首相,250个世界级的领导人,47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它和竞争者剑桥之间的锱铢必较,又使我感到了它的渺小。牛津大学很古老,拥有八百年的历史;同时却又那么现代,它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商学院,有英国大陆最完美的硅谷式创业园区。它很傲慢,超级傲慢,斩钉截铁地拒绝布莱尔的儿子入学;但当它乞求微软一千万美元赞助的时候,校长彭定康竟然是谄媚地微笑…… 看到了如此多的矛盾之后,我的心理也经历了另一种失衡。去牛津之前,我非常自信:我曾经教过20万之多的学生,我的词汇量有5万之巨,我考过注册会计师,我曾经创办过自己的公司,我目睹了“新东方”从中关村二小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飞速发展到今天具有7.8亿营业额的超级培训大鳄。到了牛津,我却逐渐感到自卑。虽然我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虽然我曾经参与过袁隆平先生的水稻克隆,但当我随意翻阅班上同学的简历时,我发现再不能提种水稻的事情了:来自美国的同学不是哈佛耶鲁,就是斯坦福,最差的也是伯克利。 上课的时候,当举止优雅的教授洋洋洒洒说了十分钟,我竟然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却不幸被其点中回答问题,只好硬着头皮回答。但是才说到第二句,一位美国同学就用无比快的语速来反诘我,那一刻,我引以为荣的英语很受伤。我想我曾经参加过新东方的资本运作,为新东方引入了两亿的投资,什么运作不会?但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当我们模拟收购英国最大的超级水厂时,我却不会用Excel,他们说起术语,我也只有点头的份儿。 在牛津学习的每一天都像绷紧的发条,比如和同学讨论一个方案到晚上吃一个汉堡充饥,再去图书馆,从六点坐到晚上十一点;而后骑着我的山地车回到宿舍,那是三十分钟的一个路程;回去后仍有三篇paper要做,我肯定要写到凌晨两点到两点半。我坚持了两个月,两个月后终于不行了,我第一次病倒了。此前我在中国,尤其在学校,我的外号叫“身体健康”,我有五六年不曾感冒,现在我竟然高烧到39℃。我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我发现我其实是累倒了。不但我被累倒了,整个班级里一百四十个人几乎都被累倒过一次。 以前我自认为多才多艺,我会吹横笛,弹吉他,我曾经是新东方足球队的超级前锋。在牛津,我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伤害,同学中有悉尼奥运会的冠军,在我们微小的一百四十个人的班级里竟然有十三个牛津校队的成员,冰球队、棒球队、摔跤队、足球队,甚至在泰晤士河上与剑桥对峙的划船队。我很无奈,我们学校的校队不收留我,因为我的前锋基础在牛津是不被承认的,我的自信心又被去掉一块。 我和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小伙子很谈得来,因为我们可以说中文,他学了三个专业,最后一个专业是中国哲学,学《孙子兵法》。这个小家伙说了这么一句话:“在耶鲁法学院毕业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参与不了的活动,没有我完成不了的课程,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到了牛津大学。” 最后,我们终于熬出来了,顺利毕业,但是我相信自己在牛津得到的绝不仅仅是一纸文凭。 这一年多所感受到的,将使我受益终身。

黄昏太阳寺

太阳寺在两当最北边的太阳乡,离两当县约十八公里。因为有银矿,在明清时期这里就很繁华。清朝乾隆年间,开矿出名的“王百万”就是例子。这里的耄耋老人说起记忆中的太阳寺,就有青石条铺的街道,街道两旁有木楼,有商铺,有骡马店,染坊,酒坊。每天看到有骡马商队过往,早晚有商人脚户在这里启程和歇脚,热闹繁华。在光香河这条曲折幽深的峡谷里,走天水进两当的古驮道,南来北往骡马商队的铎铃天天回荡不绝。 黄昏,我来到太阳寺时,金色的阳光斜斜的从山顶流下来,就像从黛绿的波浪上喷来的一道道金光,轻柔缓和,洒在宽阔古香古典的街道上,照在那些飞檐翘角上。那仿宋风格的木楼、仿明清四合扇门框,板装墙的民居,货栈,门楣上耕读传家的题额,在夕阳里流露着一种温文尔雅的情怀。来这里游玩的人,初来乍到总觉得耳目一新,新鲜无比。但那古老的槐树,虬枝纵横,把一种古老和厚重庇荫在广场上空,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冷漠的眼神对待这里的变化。 屋檐下装饰的金黄包谷棒,象征农耕,意味这里物埠民丰。耕读传家的门楣,是这里传统的沿袭。门敞开着,走进去,看到原来是展厅。也有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太阳乡火神庙村发现的晋朝《王羲之家谱》一套,该家谱记载了王氏源流史系情况外,也对明末王氏各宗族分布地区做了详细记载,是研究王羲之家族历史的珍贵资料。于是在这里也设了展厅,有介绍清朝那个开矿大亨“王百万”的展厅,也有古代农耕发展实物展厅。最多、规模最大的就是红色革命的展厅。走在夕阳里的街道,透过敞开的门,看到大院深处,坐在夕阳下的老人皱纹满堆安详的脸膛。也有男女主人在忙自己的事,对我们不闻不问,就像一家人,没有丝毫的戒心和陌生。 现在的太阳寺,做起了“红色”的文章。借开发“两当兵变”之际修通了公路,新开辟出的红军一条街。改善交通,开发旅游,为今后当地群众过上好日子,有非常重要作用。 宽阔的广场上建有墙壁画。它生动,详实的描绘出两当兵变过程。1932年4月2日,杨虎城十七路军警三旅二团一营在习仲勋、刘林圃、李特生的领导下,发动了有名的“两当兵变”。4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太阳寺,在这里的大槐树下修整改编后,继续北上进入天水。也有1935年8月3日徐海东、吴焕先率领的二十五军开展了“野狐嘴”战役,8月4日二十五军从太阳寺进入天水……革命者的足迹,给太阳寺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水车,据说汉朝就有,但那是一种翻板车,一种脚踏翻水车。就像把水转换成动力的水车,真有记载也是早见于唐肃州刺史王方冀文中“出私钱于水石畏(硙),浮其赢以济饥疗”。甘肃在明清时期水车就大量被应用到水利提灌、粮食加工等行业。明太祖朱元璋为抑制陇南一带少数民族反叛,采取屯军移民,使中原文化、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得以传播。太阳寺的这座转动碾子,转动水磨的水车应该是那个时期先进的粮食加工的真实写照。石杵、手摇磨、推磨、碾子演绎古代漫长的农耕文明的进程,为我们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先民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些石器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力的普及,钢磨迅速推广,它们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文物陈列。 现在,残阳在山,我徘徊在它们的面前,它们能认识我这个头发花白的人,就是以前它们吱吱嘎嘎洒出一圈圈白雪面粉时,在水槽边玩马莲轮的小子吗?小脚的母亲安眠在山冈几十年了,那时她放工回来,黄土的窑洞里推小石磨的影子还在晃荡!在这里,我又想起和石磨子有关的亲切故事。也许于石磨、石碾子的故事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就画上句号了。我忽然动情地想,石头虽普通,但是它却把人类文明的进程改写。加工粮食的石杵、石磨,以及传播保留文化的石刻、各种凝固美的石雕,在漫漫岁月里,先民用它创造着文明,书写着文明。可以说,今天太阳寺农耕园就是一个露天的、没有文字解说的博物馆啊! 我忽然又想起,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们不知道农村骡马牛作何用的,以为粮食蔬菜在树上生长。那以后的农民呢?是不是也就不知道这些今天让我们熟稔的磨子、碾子等石器曾作何用?金色夕阳为它们冰凉坚硬的身子镀上柔和的光。我暗想,我的思绪能温暖它们的冰凉吗? 在停车场不远,有红红如火轮太阳鸟的雕像。听同行的人说,正儿八经的太阳寺倒没有去啊!他说,红军一条街不远就是太阳寺。资料记载早在宋朝,开封府派人以秦岭为山系依托,选择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修建一座供奉太阳神的庙宇。最后,就选址到南北“居关中扼四川”要冲的这里,大兴土木,历时数年修建成以供奉太阳神为主的太阳寺。从此,这个地方也就改名为太阳寺了!这里就有一种神圣庄重的氛围弥漫氤氲了。 太阳寺遗址就在不远的山头,因为太阳已薄西山,有人反对说:“不就是一座旧庙吗,有啥看头!”不过,那应该神圣庄严使人敬畏的庙宇,因为孤零零的矗立在山头,从远处看真的比红军一条街黯然失色了许多。 大家只好在太阳鸟雕塑下合影后,在余晖里,上车返回。我心里虽然惦念着,也遗憾着,但还是上了车……

马学文法国租房记

10年前,同学马学文在法国留学并定居巴黎,在一家企业当电器工程师。不久前回国探亲,小聚中我问他在那边买房了没有,他说全家一直租房住。 我不解:“那也太缺乏安全感了,房主一不高兴,会随时让你搬出的。”他笑了:“法国自有住房率不到50%,租房是大多数人的首选,政府为保障房客权益,专门制定了严密法律。”接着,他讲起自己的租房经历。 第一个房东叫西蒙娜•波伏娃,是个60多岁的老妇人,马学文得知她有房要出租,便提出签一年合同。西蒙娜摇头道:“那是两间空房,没任何家具,必须签3年。”马学文糊涂了:“为什么非要签3年?”西蒙娜解释说:“法律规定,无任何家具的出租房最低签3年合同,否则要接受房租费两倍的罚款。” 马学文觉得这条法律挺有意思,问西蒙娜:“如果期限已到,我要继续住下去,你又不愿意,那该怎么办?”她说:“除非我有两个理由,一是我没有房子住,需要搬进出租房;二是我要随外地子女生活,要卖掉出租房。除此之外,我只能自动延期合同。” 既然是法律规定,租金也合理,马学文便签了3年合同。 第二年,因物价上涨,许多房东纷纷涨价,马学文怕西蒙娜也趁机涨价,心里很不安。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却没一点动静,马学文很纳闷,便借机假装无意问起这事。西蒙娜说:“既然签了合同,就受到法律保护,合同期内随便涨价,不但要退出多得,还要被罚款,我才不干那傻事呢。”听得马学文直发愣。 3年合同期满后,西蒙娜要去外地和儿子生活,决定将出租房卖掉。她对马学文说:“法律规定,房东要卖掉出租房,房客有权优先购买。所以,我必须先征求你买不买这房。”得到马学文不买房的答复后,老太太说:“这样我才能向别人出售这房子。”马学文又是一愣。 马学文还未离开,就有一个自称奥古斯特的男子找上门,说自己有两间空房要出租。马学文明显感到对方在讨好自己,不由警觉起来。 该出租房位置和环境很不错,要价也不高。马学文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急着要将房子租给他。奥古斯特看出他的疑惑,干脆告诉他:“法律规定,空置房不出租,要缴纳空置税。这房已空置了半年,空置费就缴了1.2万欧元,太不合算。请您租下吧,算帮我一个忙。”马学文很感谢这条法律让他意外捡了大便宜。 全球金融爆发后,马学文夫妇经济一度陷入窘境,房租也拖欠了3个月。在进入冬季后,更怕被赶走。而奥古斯特不仅没有催房租,还多次询问需要什么帮助,让人难以理解。当他们重新找到工作,领到薪水的首件事就是补交房租。在对自己的失信行为诚恳道歉后,马学文不好意思地问奥古斯特:“您为什么不起诉我的失信行为呢?”奥古斯特笑道:“起诉没用,法庭会根据实际情况,只会判决您分期偿还房租,不会判决赶您走。法律还特别规定,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严禁房东赶走房客,否则会以故意伤害罪判房东入狱,还要给予房客经济补偿。何况我们是朋友,怎能落井下石,谁一生不会遇上几件难事呢?” 听完马学文的租房经历,我想起一位学者对“国家成熟标准”的定义: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飞行达人的机场奇遇

我写过一次遗嘱,在一张脏兮兮的烟纸上。 香港人一窝蜂赶抽新股那些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飞到北京、上海一到两次。一单又一单的新股上市,令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做到手软,同时也坐飞机坐到脚软。有一次,我正悠闲地翻着杂志,飞机突然猛烈摇晃起来。机长叽叽呱呱地喊了一大堆话之后,空姐就开始派纸。“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接过白纸,张口结舌。 这未免太过荒谬。我年轻、漂亮、心系家园、志在四方,老天又怎会要我死?但见身旁的阔太哭得那么凄凉,不禁又为这件事添了几分真实感。Shit,咖啡在白纸上打翻了!我用纸巾胡乱擦擦,脑海一片空白。然后我想起,明天约了朋友到GrandHyatt的鹿悦吃和牛,订位要等上三个星期啊……可恶!怎么死到临头还想着吃? 自从那次差点为公司殉职,我才发现原来律师属“高危”行业。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为了弄一份没有人看的招股书而殉职,不但轻过鸿毛好多,简直就是无聊透顶。但在那段牛市的岁月里,我们依然在商务机舱内冒着生命危险,以成就祖国企业来港上市的宏愿。与此同时,跟我一起冒险的有刘德华、梁朝伟、黎明、容祖儿、张学友、张曼玉……在机场候机室看过太多所谓的“明星”,早就已经看到麻木。 机场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一个民族的特性,都浓缩在小小的机场里面。譬如说,巴黎机场的入境柜位职员,就尽显了整个民族懒散、随便的个性;大阪机场的职员勤劳,但蠢。处理“日本居民”和“外国游客”的入境柜台各占两个,但在排队的外国游客却比日本居民多出五倍。日本人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却不懂得三加一同样等于四;摩洛哥机场例牌要把亚洲人抽出来盘问一番,那阁下就要讲暗号“government(政府)”,只要你重复讲这个词十次,入境处职员就会拍拍你的肩膀,马上放你。摩洛哥人崇尚政府机关,对这个词亲切得不得了。但莫怪我不提醒你,切忌以一个“暗号”走遍全世界。举个例,在金融海啸期间到冰岛不断高呼“government”,就算不被人拉入后巷打,恐怕也不太受欢迎吧! 每次去澳洲,我都会在飞机降落后打起十二分精神,因为那儿出产了一位“资深裸跑专家”,三十五年来专挑世界各地的机场裸跑。他会乘搭飞机到澳洲各个城市,在飞机着陆前冲入洗手间脱光衣服,待飞机一降落便马上跑下楼梯到跑道裸跑去。年届六十八岁的他已准备收山,打算返回老家作一次“告别裸跑”,然后以裸跑照片做慈善月历。说出来相信吗?竟然会有人视裸跑为终生事业,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不知从何时开始,全世界的机场都变成一个模样——巴黎、名古屋、香港、北京、上海以至宁波、南京的机场,统统是灰白的主调,大片玻璃外墙加上钢筋条子,以为那样的设计就叫“现代化”,真没性格!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自从启用三号楼,就得个“大”字,我觉得自己似去远足多过搭飞机。从前登机前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在苦苦哀求之下,职员一般都会放你进去。现在呢?要是你不能在起飞前一个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就算阁下是刘翔都恐怕来不及跑上机! 麻雀虽小却蛮有个性的,唯有香港从前的启德机场。有次我到欧洲旅行,在火车上跟一个爱尔兰少年胡扯着打发时间。我手舞足蹈地告诉他:“香港从前那个启德机场,哗,不得了!就建在密密麻麻的大厦中间,飞机从天上直插下来,就是不把那些大厦放在眼内!真痛快!”他半信半疑,目瞪口呆。 好怀念启德啊。怀念那有点拥挤的离境大堂,令分别者在人群里变得好近好远;怀念那过于简朴的接机大堂,重逢本来就是简简单单尽在不言中;也怀念飞机降落在大厦群中的姿态,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往往最惊心动魄。

大学校长当厨役

在美国,大学教授每七年左右就可以享受一次为期数月的离职休假,在此期间,他可以旅游或者进修。这段离职假期被称作“公休假”,目的是给教授增加阅历的机会,这样,当他们重返校园的时候,会比从前更睿智、更优秀。 很少有公休假的事会被饶有兴趣地刊登在全国性的报纸和杂志上。但是,最近出现了一次例外,人们知道了科尔曼博士——哈佛福德学院的校长是怎样度过他的公休假的。 在他51岁时,科尔曼博士决定与大学生活告别几个月,去体验不同领域的工作。他特别想了解别人,那些干重体力劳动的人尤其让他感兴趣。 “我想远离那个充满了词汇、政治和聚会的世界,远离大学校长要做的那些事情。”科尔曼博士后来对记者解释道,“当了大学校长,你就会觉得自己很重要,认为自己拥有了实际上没有的权力。你忘记了其他人是怎么回事。我想去了解那些我已经遗忘的事情。” 没有把计划告诉任何人,科尔曼博士来到距离他的大学几百公里远的一个加拿大农场,开始了他的假期生活。每天早上4时30分起床,他在一个谷仓工作13个小时,这是为自己的下一份工作、去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场挖沟渠,储备体能。在那之后,这位大学校长又在波士顿的一家餐馆洗盘子。在他假期的最后10天,他做起了垃圾清运工。 这次不同寻常的公休假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科尔曼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就是让家人知道我在哪里,我很健康”。哈佛福德学院没有一个学生或同事知道他们的校长正在做什么。做每一份工作,他都避免让人们认出他是谁。“当人们问我的情况时,我尽量把话题转向他们自己。”他解释道,“一些工友可能觉得我有些不同,可能有些沉默寡言,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大学校长。” 只有一位雇主感到有些不对头。“在波士顿一家餐馆,我只工作了一个小时,是洗盘子。这时,老板走过来说:‘恐怕你不能再做了。’然后,递给我几美元。我马上问为什么,他只是说:‘这不是你做的工作,对不起。’” 这件事使科尔曼体会到一个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在某一天突然失去工作时的感受。 做了两个月的体力活儿之后,科尔曼结束了他不寻常的公休假,并且深信这段经历很有价值。他想说一说那些做重体力劳动的人们的优点。“我的很多同事都抱怨工作繁重,但是,当他们无事可做时,就会有更多的怨言。” 他发现,骄傲和满足主要来自于同事们的赞扬,虽然报酬也很重要,但最大的满足感却来自于别人能注意到你是如何完成这份工作的。 科尔曼博士认为,每个年轻人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都应该花至少半年的时间去体验各种职业:一切真知都源于直接经验。

梁思成的礼物

梁思成的生命历程有两份礼物,可以说是他人生的里程碑和转折点。收到的一件礼物,改写了他的人生命运,带来终身影响;送出的一件礼物,帮助他赢得爱情。1923年年初,林梁两家的两个年轻人,定了婚约,梁启超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说:“思成和徽因已互定终身。”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遭遇一场飞来横祸。梁思成骑摩托车载弟弟思永去参加“国耻纪念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被一辆疾驰的轿车撞出老远。这辆摩托车是大姐梁思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谁料到会遭遇车祸。肇事者是陆军次长,竟然开着汽车扬长而去。浑身是血的梁思成被抢救回家,醒过来的梁思成对父亲梁启超说:“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给我之前,我已经把它毁坏了。别管我,尤其不要告诉妈妈。大姊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医生误诊,导致梁思成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厘米,而且脊椎受伤,要穿特制的金刚马甲。梁思成落下了终身残疾,就是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长达八年,完成了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考察、勘查和测绘。 林徽因得知道消息后,她赶到医院,眼泪汪汪地看着梁思成。他强忍着痛苦,对她笑着说:“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同去美国学习建筑学。刚到美国的一对恋人,最初感情并不是那么和谐,两人有时爆发争吵,这可能是因为,徐志摩影子,并不是很容易消失。1927年6月9日,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的林徽因,收到“同学”兼“恋人”的一份生日礼物——这是梁思成送给林徽因的一面仿古铜镜。这天晚上,校园路灯下,晶莹的镜子映照出两人青春的脸和他们圆满之爱情。铜镜的一面镶嵌着镜面,另一面的中心图案是对称的飞天浮雕。飞天外圈环绕卷草纹饰,花纹旁边写铸着字:“徽因自鉴之用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梁思成这面以假乱真的铜镜,用了他一个周的课余时间,设计、雕刻、铸模、翻砂、仿古,做好后,他故意拿去请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其年代,教授有些狐疑地说:“从图案上看,像北魏时期的物品,但从未见过这样的文字,对不起,我不能帮助你。”看着梁思成蹊跷的笑,教授得知真相后,说他是淘气鬼。 谁说梁思成不解风情?谁说梁思成是个书呆子?这件匠心独运的礼物可以说彻底赢得美人的芳心。有人说:“林徽因是聪明女人,她选择了一栋稳固的房子,而没有选择一首颠簸的诗!”在梁与徐的竞争中,研究“凝固的史诗”的学者,比风流倜傥的诗人更高一筹,吸引住了具有文艺天赋的林徽因。除了梁在家庭方面占了先机,他的胜出,是梁思成给林徽因安全感和安定感。

作为官员的詹天佑

宣统二年(1910)年,一个叫朱子勉的广东人参加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因修建京张铁路而闻名的詹天佑先生。在拜见詹天佑时,詹天佑对他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而且做惯官的人一旦没有官做,精神便会十分痛苦。但官不可不做,又不可无。在现在中国里,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官职,就没有地位,没有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 这段语录在北京詹天佑纪念馆的展览中被专门列出一个单元进行重点介绍,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这段话是理解詹天佑一生作为的一把钥匙。 詹天佑不仅是一个杰出的铁路工程师,同时他也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担任过各种官职。从关内外铁路帮办到京张铁路总办再到汉粤川铁路督办、从六品的州同到正四品的道台、从邮传部参议到交通部技监,詹天佑仕途顺利、位高权重。然而,作为一个十一岁就留学美国,系统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留学生来说,他的为官之道又与众不同。 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时,铁路要穿过满洲贵族广宅的的坟院。广宅是镇国公载泽的亲戚,很有势力。他百般阻挠,坚决不让铁路经过自家坟院。他还贿赂了铁路主管部门邮传部,要求铁路改线。邮传部畏惧其势力,又收受了贿赂,竟然同意改线。詹天佑看到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改道就要浪费大量的银两和时间,他坚持不许。此事几经周折,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詹天佑目睹了这些故事,也知道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他逐渐明白,在清末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下,要实现自己“以创造性建设谋求社会进步”的梦想,必须要有一定的官职,否则连做事的机会都得不到,遑论做成一件事。所以,面对同样是留学生的老乡朱子勉,詹天佑语重心长地对他讲了自己的“感悟”。 曾经有清政府官员称赞说:“做官与做事历来被兮为二途,唯有詹天佑能合二为一。”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当官对于詹天佑来说只是他的手段,而绝非他的目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做官只是詹天佑引进西学做实事以谋求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也可以说是他无奈的选择。 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要么自命清高,不与当政者有任何来往,要么完全被政治左右,而詹天佑却能从现实主义出发,通过这种折中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既保持了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性,又没有与统治者完全对立,这种妥协恰好表现了他立足现实、奋斗自强的一面,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Facebook让我害怕

“一天早晨,我醒来时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自己想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喝茶,而是查看我的Facebook。”正在脱瘾康复中的网络社交痴迷者萨姆·德维托-弗伦奇这样回忆道。 与吸食海洛因类似,注册成Facebook会员的头几天真是令人兴奋不已,每天都沉醉于收件箱里慢慢的“好友”请求和暧昧消息(捅你一下)中。然而,与很多瘾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窝在床垫上,身边只有笔记本电脑和几个霉迹斑斑的咖啡杯,你还会感到筋疲力尽,恐惧和自我厌恶。“当我意识到要过一种有成就感的生活并不需要依靠一个社交网络时,我戒瘾了—我更愿意在这里结识新朋友”27岁的萨姆说道。 “拒入”Facebook的人日渐增多,萨姆只是其中一员,他们不再痴迷于这个诱人的人气网站,FACEBOOK网站由几个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现在都已是亿万富翁)的大学生于2004年创建,目前已经拥有了世界各地的2400万网虫。该网站异常火爆,以至于在过去6个月里其会员人数以MASPACE的19倍递增,飙升523%. 萨姆和大多数FACEBOOK用户一样,起初对这个网站并不看好,当初注册就是为了促进自己的自由摄影事业,但很快这个使人神智迷乱的网站就让他暴露出了性格中最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虽然这样说让我很惭愧,但FACEBOOK确实把我变成了一个网上偷窥者。几个月前,我和女朋友分手了。在一种病态的好奇心的诱导下,我总是期待找到她和别人一起的合照。那是一段可怕的经历。” 萨姆还陷入FACEBOOK虚拟的人气攀比中无法自拔。“我一心只想着累积好友数目。我接受别人的‘友情’,因为这样做会增加我的好友数目,而并不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成为我的朋友。” 然而,《重新审视友情》的写作者雷.帕尔教授指出,FACEBOOK上的友情无法取代真正的友情,到头来智慧令我们心灰意冷。他认为FACEBOOK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该网站并不是真实场景下的社交网络,”他说“这有点像小学生们寻找玩伴时的不安全感,他们不断累积好朋友的数量,从而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当人们成年并安定下来之后会意识到,真正的友谊并不是打开电脑就能找到的–真正的友谊是需要切实付出,祸福与共的。” 心理学家德里克.德雷帕说,FACEBOOK巧妙的激活了当下人们追寻“不间断表明面刺激”的欲望,这就是强迫性的将巧克力松饼一个又一个塞进嘴里,同时有一搭无一搭的翻看最新一期的《热度》。“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东西促使我们沉醉于一些肤浅的活动,而不是致力于某些更为深刻的活动。” 萨姆对此也表示认同“你打着要跟别人保持联系的幌子,加入FACEBOOK,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填补空虚的玩意儿,我发现自己总是出于无聊而一遍又一遍的刷新页面。最后,查阅好友清单,我才意识到实际上我真正愿意与之交谈的人寥寥无几。这一切真让我生气。” 兴奋难当,沉溺成瘾,恼火不快–无论我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怎样,他对大多数15到35岁的人发挥着重要的社交功能。然而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最终会在繁荣的泡沫中自行消失,还是被证明是虚拟冰山的一角?新近一份来自YOUGOV的调差表明,仅有50%的受访者称他们将会在未来的五年里继续使用FACEBOOK,而相比之下,有94%的人表示仍要继续使用谷歌。这意味着FACEBOOK更有可能被风云变幻的时尚所左右。 成功摆脱了虚拟友情的萨姆表示,现在他喜欢“听别人说话”或是“不经意间撞上昔日好友”那样的生活不是更有趣吗?我不再是一个虚拟的头像–成为我的朋友是要付出些努力的。在别人的页面上留言,阅览别人的相册,是无法铸就友谊的。”

民女的早晨

9点上班,我6点起床,路上花掉40分钟,剩下的时间,就是我的女王时光。 闹钟是我的爱物,光动能,根据广播报时自动校准,SRS立体声闹铃,可以下载自己喜欢的音乐当个性闹铃。最近设置的是老版《倩女幽魂》原声大碟中的女声吟唱。优雅的古筝配上清丽无歌词的浅吟低唱,在这样渐响式的音乐中醒来,有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拿两片面包塞进吐司机,往煎蛋器里磕一枚鸡蛋,刷牙之后躺在44度热水的浴缸里,德生收音机像个殷勤的老管家一样向我播报财经要闻,泡上10分钟,皮肤开始微微发热,从里而外地透出红色,肠胃开始蠕动,提示我它们已经苏醒。 在脸上抹一层醒肤补水面膜后裹着浴袍回到餐厅,松脆的吐司已经弹出,单面煎的太阳蛋也等着我的宠幸,一个苹果一个香蕉切成块,淋上酸奶一搅拌,就是现成的水果沙拉。花20分钟将这顿简约不简单的早餐吃完,电视里的《凤凰早班车》是我早餐的开胃小菜。 我会花10分钟用卷发棒卷出蓬松的花式发型,30分钟给自己来一个精致的妆容,10分钟搭配好今天要穿的衣服鞋子首饰和包包。每次出门时,时钟恰好指向8点。 8点10分登上公司的通勤车时,很多同事都还是睡眼惺忪,有的因为来不及吃早餐,还在座位上啃面包。这是常态,但常态不见得就受待见。偶尔听到男同事们说闲话,八卦的话题往往离不开那些一大早不修边幅的女同事。 我曾经有过一份很失败的职业,那时候大学刚毕业,啥都不懂,以为只要在单位兢兢业业就是好员工。干活儿很卖力,缺点是喜欢赖床,不到最后时限舍不得起身,赶急赶忙洗漱、风风火火出门、掐着点打卡、空着肚子干活。以防不测,我甚至在办公室准备了一套洗漱用品,预防赖床赖过头了也不至于蓬头垢面。 虽然我事情不比谁干得少,但评价却始终不高。好几次上班后在洗手间刷牙都被主管瞧见,然后被叫去谈话,跟我讲考勤纪律问题。我很不服气,因为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拿来刷牙而已,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结果是,当公司需要裁员时,我成了首批入围者。主管递给我补发的三个月薪水时,语重心长地建议我调整一下我的作息时间。 在家赋闲时,我看了《与女王一起生活》,介绍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在白金汉宫的日子。我一直觉得她应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但看完这本书,其中的一件事情让我很意外———虽贵为女王,她却没有睡到自然醒的待遇,实际上,她每天早上5点半就会被女仆叫醒,因为她7点半就得开始一天的接见与应酬工作。这2个小时里她要做些啥呢?无非是吃早餐喝茶换衣服听BBC以及读《赛马邮报》,在我看来,这些事儿花不了半小时就能干完。 女王对该书作者霍伊这么说:女人最难看的时候就是刚起床的模样,当别人哈欠连天的时候,我精神抖擞,那我就是最吸引目光的女人。 抱着向女王学习的精神,换了新工作后,我开始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上公交车时,我展现的是神清气爽;到了办公室,我看起来斗志昂扬。虽然在业绩上我并不比别人高,但老板看我的眼神却明显透露出赞赏。他不止一次说我就像一个时刻准备战斗的优秀战士。 我将9点上班6点起床的习惯就此固定,每天早上,就像赴一个与自己的约会,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给自己一个精心的打扮,充满自信地出门,迎接别人的欣赏与赞赏———我还是上班族,但我每天早晨都有140分钟的女王时光!

姚黑”和“姚蜜”的告密信

昨晚十二点三十七分,网页的Email提示意外地“嘀”了一声,我收到一封来信,关于姚明的。 这让我回忆起九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时段,同样是关于姚明,我收到一封告密信。一位来自中国的热心球迷警告我,他对姚明很熟悉,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姚明的篮球状态,他慎重地在信里分析了姚明的身高、体重、转身、跳投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后,还确实给了我一身冷汗,他竟然连姚明受了多少伤,什么地方容易受致命伤都告诉了我,毫无疑问,写信的人非常熟悉姚明。 中国有句俗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姚明真如信中所说,那我作为火箭队的老板就亏大了,必须趁着他那圈状元的光环尚未消逝,早点寻个好价钱交换出去。所以,收到那封信的第二天,我便秘密地组织了一个调查组,专对姚明。 我想,后来福布斯NBA财富榜公布我从“副班长”瞬间跃为并列第九,财富陡增至12亿,几乎超过中国的人口数,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封告密信。因为它,我真真正正地了解了姚明,他确实受过伤,但在身高上极具优势、在体力上超越了一般的东方人、在速度上更是难能可贵,总之,那封告密信促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姚明应该是核心,不仅源于他的实力,更源于那一封告密信。 中国的NBA市场就像那封告密信所藏的商机一样,十几亿人关注姚明,每一场火箭的比赛收视率都处在全联盟前列,我的火箭队能不赚钱吗?谢谢你,姚明;谢谢你,告密者。 九年过后,我没想到还会收到一封信,而且依旧是关于姚明的,同样是对姚明身体的分析,同样提出了许多种种不利的信息,但我的心情却与九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后面的落款人不再是一片空白,而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姚明两个字。 我相信这封信是姚明自己写的,虽然我一向处事谨慎,但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太诚恳,不怕大家笑话,用老伴的话说,自己简直有点老泪纵横了。 姚明告诉我,他萌生了退役的想法,信中所讲都是真的,岁月不待人,应该把位置让给新人。这些话我都可以理解,但让我震惊的在最后,姚明叫我不要生气,他说,对于这个邮箱,您一定似曾相识吧,九年前那封告密信,是我自己写的。 姚明竟然自己告自己,细细想来,他真是个聪明人。一个中国选手进军NBA非常不容易,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让自己的名字跳出来,让自己的实力摆出来。他做到了,那封告密信的目的不是告密,是挑战、是宣誓。 但姚明第二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他是真的要离开了,他那么坦诚,我又怎么可以再耍什么花招呢?他是个聪明的小巨人,我可不想做一个愚蠢的小老板而得罪所有中国人。 我得向姚明学习,要想让自己的球队占据有利位置,首先得有实力,其次便是向媒体、球迷写一封告密信,人生的种种比赛,皆不过如此。谢谢姚明的来信。

三星老总为谁鞠躬两小时

2001年7月,刚上任不久的三星总裁李健熙,决定带着6位副总去往美国纽约,实地考察一下三星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情况。但一连好几天跑下来,李健熙看到所有商场电器柜台里摆放的大小电器几乎全都是日本的索尼和松下的。 在纽约最后一天的中午,回到宾馆后,李健熙把自己紧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让进,而且不吃不喝,这让守候在房门口的6位副总既担心又害怕。 到了晚上6点,李健熙终于打开了门,并让副总们都进去。副总们刚一进入房间,李健熙就分别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一个红包。一见此情形,6位副总吓得不约而同地跪在了李健熙的面前。在韩国公司,有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规则———在非年终的日子里,当公司老总打算不再用某个人时,辞退之前都会给对方送上一个红包,以示抚恤。 看到这一场面,李健熙先是一愣,转而哈哈大笑,他连忙将6位副总一一扶起,说:“你们弄错了,我发给你们红包,并不是要开除你们,而是要你们用红包里的钱去把索尼和松下的大小电器通通给我买回来,我要看看他们的产品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接下来,三星开始一个个分拆这些电器,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索尼和松下的电器果然比三星的先进很多。 也就是从这时起,李健熙喊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变。” 从此,三星开始了艰难的自我鞭笞和奋进,变的第一项举措便是修改每天的上班时间,之前三星每天是上午9点钟上班,李健熙决定将上班的时间提前两个小时,改为早上7点,想通过分秒必争来赢得赶超对手的时间。 但这项改革迅速遭到公司全体员工的反对,他们声称7点早得太离谱。 面对全公司的一片反对之声,李健熙什么也没有说。新制度推行的第一天,早上7点钟,李健熙准时来到公司,然后在秘书的陪同下,自己以弯腰30度的鞠躬方式,站在公司的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员工。 对于一个已是59岁、近乎老人的李健熙来说,这种鞠躬式的站立方式让他难以吃得消。20分钟后,李健熙的双腿开始发抖,此时,才来了第一个“过来看看情况”的员工,看到这个员工,李健熙又深深地朝他鞠了一个躬,感谢他的支持。 直到8点20分,才有部分员工陆续开始进来,李健熙不停地朝每个进来的人鞠躬感谢。此时,正值夏季,太阳开始发威,毫无遮挡地射在李健熙的身上,让他大汗淋漓,无论秘书和副总们怎么劝,李健熙都原地不动。 从7点一直弯腰鞠躬到9点,当迎接完了最后一名三星的员工后,李健熙终于支撑不住了,一下瘫倒在地,晕死了过去,之后并迅速送往附近的一所医院。醒来后,他表示第二天还要这样做。 李健熙的坚持激发起了全体三星人的斗志,从第二天起,所有的员工都在7点准时赶到公司,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他们不想看到总裁因为他们的迟到和不支持而受到伤害。 2003年6月,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新闻出现了,韩国三星电器全面超越日本电器,成为全球电器市场上的第一大品牌,一举改写了被日本索尼、松下统治了近30年的全球电器市场。今天,韩国三星王者的地位依旧牢固。